读《阿Q正传》有感。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我们或许会关注一些文书的撰写，多写实用文能提高一个人的修养，你做过类似的实用文书吗？考虑到您的需要，小编特地编辑了“读《阿Q正传》有感”，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在暑假中，我阅读了鲁迅先生的唯一一篇中篇小说《阿Q正传》，读完后我对中国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阿Q正传》讲述了阿Q在旧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受到封建思想的侵蚀，在生活中采用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最终由中兴走向末路的过程。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鲁迅先生这篇小说重点描述的内容，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像阿Q这样不愿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隶的事实而深醉于自己虚伪的自尊中，或是向更弱者宣泄自己失败的愤怒，以此来寻求那精神世界里的安慰。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只会让阿Q甘于被奴隶，最后自己害了自己，在幻想中走向了末路。

阿Q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先生把它具体的表现在了《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中。比如阿Q被别人打了，他却说是儿子打老子；他自己并不是赵家的人，却在赵太爷的儿子进秀才时对别人说自己与赵太爷是本家；他打不过比他强壮的人，就去欺负比他弱小的小尼姑。诸如这些事后，就再也没有人愿找阿Q去做工，阿Q的生活也就越过越糟，接着因为赵家抢劫事件被审，后就被军队拉到街上游行示威，最后在一声枪响中全身迸散了。

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代表了在旧中国的背景下那些和阿Q一样被奴隶、被压迫的人民受到封建思想的侵蚀而自暴自弃、自欺欺人的社会风气。他们并不真正的为改变自己没落的生活状态而付出努力，只是在虚拟的精神世界里寻求满足，鲁迅先生也借这篇小说希望唤醒沉睡的民众拯救这个畸形的社会，同时指出了辛亥革命没有真正改变人民的思想的缺陷。在我看来，那时的中国无疑是落后而屈辱的，无数像阿Q这样被压迫的人民只能在虚拟的精神世界中寻找满足，但也有许多像鲁迅先生这样的英雄们未曾放弃，一直在努力，努力寻找可以改变中国没落景象的方法，并为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也正是因为有他们，今天的中国才能更自信地屹立于世界之林。那时的中国魂，我认为就是像鲁迅先生这样拥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的民族英雄们永不放弃、敢于牺牲的品质。

看完《阿Q正传》，我想起了近来一部让我感受到了今天的中国强大的中国魂的电影《战狼2》，在这部电影中出现的一些情节无不让我感受到了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比如那些叛军肆意屠杀非洲民众，却不敢杀中国人，就是因为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他们夺取政权要取得中国的允许；在中国同胞卷入到非洲国家的内战中时，总有一群袖章上绣着五星红旗的维和官兵保护着中国群众的安全，中国也第一时间派出了军舰接中国公民回国；当中国人的车经过交战区时，看到了中国国旗立即停止交战，护送中国车队离开交战区。这部电影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生于一个强大而和平的国家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事，也让我理解了今天的中国的中国魂就是热爱和平、团结统一。

中国魂是一个国家的最本质的特征，它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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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阿Q正传》

《阿Q正传》当然吸取了外国小说的一些手法，在欧洲，有一些好的古典的中篇小说，但总的看来，《阿Q正传》是真正的民族风格，这是由它的现实内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决定的。

鲁迅在写这部中篇时，是在日报副刊上连载的，每周登一段，写来是比较从容的，并且按照副刊的性质，是想写得幽默一些的。小说虽以幽默的笔调开头，但越写越严峻，终于在结局时，使小说无可争辩地具备了悲剧的性质。这并不是指阿Q个人的悲剧。这是指的艺术的最后效果，它在思想感情两方面给读者以启发:如此的社会，产生了如此的人物，以及如此的结局。

我个人每读到小说最后，鲁迅写阿Q在临刑前，竭力把那个圈圈画圆的心理状态时，心情是沉重到极点的。我认为这一节具备一种鬼斧神工的力量。这并不是阿Q的生命的终结，不是奔泻而下的艺术长流的终结。

《阿Q正传》写出了作者对这一时代的中国社会、人物思想的长期观察，深切感受，出于公心的爱僧，希望改革的热望。

关于典型创造，曾有过多次争论，纷如繁讼。我同意那种简单明了的说法，凡是成功的典型，都有一个真人作它的模特儿，作创作的依据。据可靠材料，阿Q确有真人依据，不只阿Q,鲁迅的其他人物，如孔乙己，闰土，甚至豆腐西施、小D等，都有他们的模特儿。鲁迅这种创造人物的方法，根基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因此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的，成为艺术的上品。

读鲁迅先生的《阿Q》

鲁迅先生自己后来就对阿Q进行过相当精到的阶级分析。鲁迅先生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这样说：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在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上海乡下，恐怕还有人戴。从鲁迅先生这段话里，我们不是可以明白地看到：在鲁迅先生看来，阿Q首先是一个农民；然而，阿Q又是一个流浪雇农，因此身上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流浪雇农，而不是流氓无产者，所以要给阿Q戴一顶流氓相十足的瓜皮小帽，就不是阿Q了。由此可见，阿Q身上的性格，实际上只是概括了他所属的时代阶级辛亥革命前后的流浪雇农的某些性格，而绝对不是什么超阶级、超阶级的典型。

既然阿Q是一个落后的流浪雇农的典型，阿Q的性格只是概括了他所属的阶级的性格特征，那末，为什么曾有一些小政客和小官僚疑神疑鬼，以为是在讽刺他们，为什么阿Q这个共名又最先流行在知识青年中?正是由于这样，何其芳同志才认为的确似乎并非一个阶级的现象，而另一些同志才认为是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东西。这是坚持共名说的同志的一个很主要的论据，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我想这些现象不外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首先，这是人们常说的作品的客观效果大于形象本身这一规律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也是这样，它在客观效果上也更带普遍性。像阿Q那样，虽然他是一个流浪雇农的典型，但就其社会美学意义来说，又不只是限于其所属阶级了。文艺作品的社会美学意义与典型本身有关联，但终究不是一回事；不能因典型在社会美学意义的范畴上不仅属于其所属阶级，就说典型是什么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并非一个阶级特有的现象。当《阿Q正传》发表时，许多小官僚、政客们惴惴不安，许多知识青年也以阿Q这一形象相互批评，就是属于社会美学意义这一范畴的现象。其次，上面说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阶级性。当然，在阶级社会里，阶级与阶级之间并非绝缘的，而是处于刘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阿Q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未庄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他身上种种消极、可耻的东西，都是从统治阶级那里接受来的。在阿Q身上的从统治阶级接受来的种种思想，虽然在本质上、表现形式上和统治阶级原来的都不同，但仍会有某些类似之点。因此，当这些消极、可耻的东西被形象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依然会使统治阶级以为是影射自己而惶惶不安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人性异化的过程来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阶级分化之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是没有阶级性而只有人类的共同本性的。在人类社会发生阶级分化之后，人类的共同本性也就经历着异化的过程，由统一的人类的共同本性分裂成各个阶级的阶级性。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由于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压迫性以及互相之间的争夺性，先前的人类的共同本性在剥削阶级那里没有丝毫被继承下来。只有

劳动者阶级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类共同本性(诸如在共同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大公无私，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勇敢、勤劳、机智、坚韧、刻苦等优良品质)，继承了下来加以发展，形成自己阶级的阶级性。但是，在人类共同本性的异化过程中，劳动阶级仍然会受剥削阶级的阶级性所渗透，而形成自己阶级的性格弱点；而剥削阶级的叛逆者或其先进人物，也会接受劳动的阶级的影响而形成某些性格上的优点。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劳动阶级身上的弱点，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剥削阶级的；而剥削阶级的先进者身上的某些优点，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劳动阶级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进步文艺中一切批判性的典型形象(不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客观上对一切剥削阶级都有批判作用；而进步文艺中一切歌颂性的正面典型，都会使劳动阶级得到鼓舞。正是由于这样，阿Q性格上的消极、可耻的东西，会使一些剥削阶级的人物以为是在写自己；而诸葛亮这个形象，会使劳动人民感到亲切。这难道能够撇开阶级分析，用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典型理论来解释得清楚的吗?

从上面的简略分析中可以看出，所谓典型概括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理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些看来比较复杂的文艺现象，是完全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的。

主张共名说的同志，大概由于看到典型是超阶级、超时代这种说法的错误太明显了，因而就把所谓典型性格的核心或者说成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如梁长森同志)，从典型形象中分离出来，成为抽象的概念，说这么个抽象的东西，是概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的相同或近似的精神状态。如堂吉诃德抽象成主观主义，诸葛亮被抽象成有智慧有预见，贾宝玉被抽象成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林黛玉被抽象成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曹操是奸诈，葛朗台是铿吝，奥勃洛莫夫懒惰，奥赛罗是嫉妒等等。这么一来，就把活生生的典型性格从具体的典型环境中抽象出来，从典型人物身上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样的研究，从方法论来说是错误的。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指出：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怎么可能设想离开典型环境，寓开典型本身抽象地谈什么空洞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性格核心呢?这种抽象的思辨方式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抽象地谈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性格核心是不能

说明问题的。例如说奥赛罗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或说性格核心)是嫉妒，那么《奥赛罗》中的埃古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不也是嫉妒吗?他嫉妒奥赛罗获得了苔丝德梦娜的爱情；他嫉妒凯西奥得到奥赛罗副将的位置；他嫉妒别人的美德、别人的知识、别人的金钱以至别人的外貌总之他嫉妒世上一切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难道我们能够根据共名说的理论认为这两个典型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典型性格吗?再如说贾宝玉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或说性格核心)是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那么《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也是为许多女孩子喜欢着而他也多情地喜欢着许多女孩子吗?难道又能够认为这两个典型也是同属一种类型人物吗?这样的共名说有什么科学性呢?这样的共名说有可能把典型的研究导向超阶级、超时代的错误道路上去。

我们从何其芳同志对一些典型的概括中，就可以约略窥见共名说的严重后果了。譬如何其芳同志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认为林黛玉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认为贾政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所谓严父的典型；认为凤姐是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女性等等。这样概括典型，我们就不禁要问：她(他)们的阶级属性到底是什么?这样概括典型，难道没有超阶级的嫌疑吗?这，看来就是共名说的实质之所在。看来，应该引一大段大家都很熟悉的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了：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上而我们对共名说试着作了评析，至于有哪几分是对的，就有待于读者及蔡仪、梁长森等同志教正了。可惜，我们大家都尊敬的何其芳同志已经去世，无法再听到他的教诲了，这实在是万分遗憾的事。那么，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此来作为对他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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